o囊的故事简短-

o囊的故事简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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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盛夏，程砚秋约见在中华戏校担任编剧的翁偶虹，说自己演的悲剧太多了（当时程的代表作是《金锁记》、《鸳鸯冢》、《青霜剑》、《荒山泪》、《文姬归汉》、《春闺梦》等），要求翁编一出适合他演的喜剧，并取出一本焦循的《剧说》，但书中只转载《只尘谭》的「赠囊」故事，文字极短，只是一个故事轮廓，连具体的人名都没有。

翁在想，故事的结局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团圆场面，才能称得上喜剧，但又并不是单纯地「团圆」、「欢喜」，要达到「狂风暴雨都经过，次第春风到吾庐」的意境才行。在喜剧进行的过程中，还需要不属于闹剧性质的喜剧性，以发人深省。所谓发人深省，不外乎针砭时弊世俗，揭示人情，暴露和批判一些应当讽刺的社会问题。

翁偶虹:为程砚秋先生写剧本--《锁麟囊》

于是，翁偶虹从朴素的思想出发，把富家写为书香门第的阔小姐，把贫家写为虽亦曾是书香门第、但已破落贫寒的穷姑娘。她们的基本风格，当然有富而娇骄、贫而卑悲的不同，但贫富双方都是同样具有善良心地的人物。

富者出于朴素天真的心理，在春秋亭避雨时，同情贫者的遭遇而慷慨赠囊，不留姓名、不想受报；贫者也出于朴素诚挚的心理，意外获囊，转贫为富，耿耿思恩，铭刻在心，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真与善的基本美德。

《剧说》中的素材并没有剧名，虽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叫做《赠囊记》，但翁偶虹总觉得有些平庸陈旧。那时正好有位山东朋友去拜访翁偶虹，他问朋友山东一带的民俗有没有在女子于归之期父母赐赠的惯例？

朋友说有的地方在女子出嫁前夕，做母亲的特制一囊，内藏金银，取名「贵子袋」。翁觉得「贵子袋」名称较俗，他使用「麟儿」象征「贵子」，定名《锁麟囊》。

李世济《锁麟囊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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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中人物，素材上也没有具体的姓名，他便从人物的基本性格上略作文章：为了说明主角富女的聪明高洁，取名为「薛湘灵」；赵守贞之父是个企图蟾宫折桂而屡次落第的举子，以致赤贫如洗，取名「赵禄寒」；薛湘灵的丈夫是个谨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公子，取名「周庭训」；赵守贞的丈夫善于经营，取名「卢胜筹」。

至于说明社会群相的炎凉世态，在老少傧相、两方丫环以及贺客、锣夫等人物中，只把两个贺客作为代表，一个取名「程后」，一个取名「胡杰」，来说明他们自以为「识时务者为俊杰」而大肆炎凉，实则他们仅是「胡里胡涂的俊杰」而已。

这些看起来像是文字游戏，信笔点染，实则内涵丰富，含意深远。

迟小秋《锁麟囊》

剧名定了，人名亦具，但怎样构思编写，还得仔细推敲。他采取了「烘云托月法」、「背面敷粉法」、「帷灯匣剑法」、「草蛇灰线法」，期望取得舞台上的效果。

如主角薛湘灵的出场，先用胡婆、薛良等仆从送递嫁妆，薛不悦而斥，微愠而责，把幕前场上的人物写得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也就把幕后尚未出场的人物衬托得颐指气使，咄咄逼人。而薛湘灵沦为仆妇之后，又用赵守贞的丫环碧玉和儿子卢天麟，以薛在富贵生活里惯于听到的语言、惯于采取的行动，相应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拨动她的心弦，激醒她的思维。

刘桂娟《锁麟囊》

程砚秋对翁偶虹的《锁麟囊》剧本很是满意，只是提了三个意见：一是在赵守贞要薛湘灵回忆六年前婚嫁的情景及在「春秋亭」避雨赠囊的经过时唱［西皮原板］，程要求翁把整段［原板］分做三节，在每一节中穿插着赵守贞三让座的动作，表示薛的回忆证实了赵的想象，先由旁座移到上座，再由上座移到客位，最后由客位移到正位，这样场上的人物就会动了起来，不显得枯唱呆板。

二是这段［原板］唱词，程要求多写些长短句，他也好依字行腔，句子里加上一些似不规则而实有规则的长短句，有纵有收，即使参差不齐，他也完全有办法唱好。

三是最后〈团圆〉一场，翁写得很好，安排薛先换衣服，赵后表事件，一举两得。薛有个短暂的下场，既有利于薛母、周庭训、周大器及薛府奴婢们的上场，又能在薛换衣上场后引起周庭训怀疑、薛母质问以及老少傧相、两位贺客的炎凉表态等波澜。这样也就避免了结局摆在观众面前而不耐久坐的「起堂」。

尤其是收场时的一段［流水］，程可边唱边做身段，场上的人物也可随着走动起来，在动的场面中落幕结束，这样可始终控制着观众的情绪，避免了一般剧终时的念「正是……」这类「对儿」的平庸形式套经――这些程砚秋已都非常满意，他只是要求薛湘灵换装上场后把原唱［南梆子］改成唱［二六］，不用换词，他也能唱，因为此时薛湘灵的心情是沉重而不是轻松，唱［二六］更显庄重。

翁遵照程的意思，对这三处进行了修改，至此，《锁麟囊》剧本编剧成功。

剧本到了程砚秋手里，他认真投入了对唱腔的细致琢磨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哼唱研究。哼到哪个不太适合的字，便打电话到中华戏校找翁偶虹商量改字换字，斟字定词。

当全部唱腔编定后，每天晚上程砚秋还到大马神庙王瑶卿府上，向「通天教主」请教再改。

经过几个月的钻研，剧本和唱腔都已基本定稿，并于1940年四月下旬，程砚秋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，深受广大上海观众欢迎，连演五场而不衰，后又加演五场，至十一天后才开始演《玉堂春》，但观众仍要求再演《锁麟囊》。

1941年四月，载誉返京的程砚秋又在长安戏院演出此剧，那脍炙人口的程派新腔，剧本中预期的喜剧效果，那些炎凉势力的插科打诨和以笑为武器暴露、鞭挞当时的社会现象，同样得到了北京观众的强烈反响，程砚秋演的悲剧早已昭昭在人耳目，有口皆碑；而《锁麟囊》的成功演出，又充实了喜剧之席，对「程派」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！